近年来积极参加联合国组织的维和行动等。

对一般自由的维护，不能保证所有人获得享有自由的基本条件。自愿共同体的法治对所有成员完全开放，规则不再仅仅是由一部分成员（主要是社会精英）制定然后强加给整个社会的官方规则，而主要是共同体所有参加者的自我立法。

他们倘为了获得享有自由的基本物质及其他条件，便以接受政府的监视与干预为代价，而这又致使自由面临专断压迫之险。因为一部世界现代史反复告诫人们：落后意味着被动挨打，发展是硬道理。处在权力等级底层的民众，实际地位之低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金钱购买了讲坛，以此使讲坛占有者的言论自由有了格外的份量。在特权身份制的等级结构下，自然无真正的公平可言，效率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人们的社会地位越低，自由度就越小，作为等级金字塔底层的农奴或奴隶，无自由可言。远古时代，人类认知和利用自然的能力低下，对于变化多端的自然与人事难以正确理解，便生发出一种"无常"的感觉。（2）干预不应与经济利益联系起来，（3）干预不应演化为文化冲突和文明对抗。

第一，哈贝马斯从交往行为理论和主体间性出发论证了现代社会权利产生的真实源泉，把权利作为主体之间相互赋予的一种法律关系，从而超越了西方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以及其他各种权利理论的局限。表面上看，主观权利从个人出发却止于国家权力的命运似乎不合逻辑，但仔细思考就会发现这种命运几乎不可避免，因为不同个体之间的主观权利必然会发生冲突，而这种权利冲突在现代社会只能主要诉诸客观法来协调，在缺乏民主的情况下，这种客观法实际上往往是国家权力定夺的产物。同时，哈贝马斯希望通过民主立法过程赋予和发展权利。他敏锐地察觉到，自由与法律的悖论只有通过自由立法的途经才能够消解，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自由的限制是自我同意和施加的。

自法国布丹关于主权不受限制的理论问世以后，主权绝对论成为了支配国家理论和国际法学说的主流观点。能够为这种多元社会和不同文化提供整合机制的主要不是民族的传统文化和集体认同，而是现代自由的政治文化。

在他看来，从来就不存在所谓的"自然状态"。强调人民主权至上论的共和主义立场虽然突出了公共自主的重要性，但却将个人消融于伦理的群体之中，私人自主可能荡然无存。由此可见，霍布斯从单个主体的自利出发来论证社会状态、社会契约以及法律的有效性无法取得成功。像在其他领域所做的一样，哈贝马斯在把不同的权利要素加以整合时，并不是简单将它们连缀和拼接起来，而是用运交往行为理论和商谈论作为整合的主线，把它们整合成为内在关联和相互构成的整体，从而通过整合而实现了对传统权利理论的一种超越。

其次，以往的政治理论和法哲学要么强调私人自主，要么强调公共自主。在这种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中，人民的意志并不受"自然权利"的限制，因为无法想象人民会制定危害自己权利的法律。在他看来，如果采取商谈论的视角就会认为，在一个现代法律共同体中，同伴之间一定会互相承认它们具有平等的自由、平等的成员资格和受法律的平等保护。首先，这种权利理论主要冀望社会成员形成自由的政治文化和主体意识，并需要人们采取交往理性的视角，而这不仅需要以生活世界的理性化为前提，而且需要特定社会成员彼此能够承认作为法律共同体平等伙伴的关系，进而通过互惠合作和互动协商建构现代民主法治国家。

这样，源于私人领域的主观权利与来自公共领域的客观法就可以获得共同的基础，不至于彼此对立起来。这种"公民爱国主义"缺乏普遍的人权关怀，可能纵容民族主义的封闭与排外，对其他国家的公民造成伤害。

此外，自由主义在人权问题上还表现出实用主义的姿态，常常根据是否对自己有利而变换立场，时而主张人权高于主权，时而主张主权高于人权。但是，在全球化不断加速的时代，全球性风险与日俱增，人权危机也频繁发生，因而"国家的外部主权，不管如何论证，在今天都已经过时了"。

因此，耶林主张"为权利而斗争"很大程度是倡导为个人利益而斗争。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自由竞争时期和福利国家时期两个阶段，与之对应的是形式法范式与福利法范式。过去，个人被作为社会组织、团体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现在，社会组织、团体本身也开始根据个人的人格特质被拟制成"人"（即"法人"）了。这些权利都是高度抽象的权利而不是具体的权利。第二，现代社会以权利为本位，每个人都是权利的主体，他或她根据权利自我决定、自主行为并对行为后果自负责任。根据哈贝马斯的分析，道德向度的人权有益于所有人，而伦理向度的权利只是有益于部分人，因而前者包容了后者，后者应与前者保持一致。

" 法律共同体的同伴，在相互承认和彼此尊重的基础上，可以相互赋予基本的权利，然后把基本权利加以制度化，通过宪法的形式予以确认和宣布。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时期，私人缺乏自主的空间，这直接影响了公民行使政治参与权和实际享有社会保障权，因而发展和完善个人的公民权从而确保私人自主，就显得十重要。

我们都知道，民族国家是现代西方典型的国家形式。据此，任何缔约国的法律与之相抵触，必须进行修改。

经济的全球化如果缺乏全球化的法律保障，就会出现混乱无序的局面，而缺乏全球性政治保障的国际法治和全球治理显得软弱无力，不具有实际行动的效力和整体协调的力量。如果能够把基本权利植根于交往理性的商谈，那么，法律共同体成员之间横向相互赋予权利的说法就可以获得现实的基础，并可以得到生活在不同社会中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更为广泛的承认。

【关键词】权利  法律  全球化  国际人权保护 ―――――――――――――――――――――――――――――――――――― 在现代法治国家中，我们无论是法律职业者还是非法律职业者，都无法回避法律问题。三、人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包容中的多元 "权利"在狭义上是指特定国家范围内的"公民权利"，在广义上可以指世界范围的"人权"。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文还会具体阐释。为了深入理解哈贝马斯的权利理论，我们有必要对他的权利体系进行结构性的分析。

改革安理会，重新调整它的组成，改变美国和西方在其中的垄断地位，改变单票否决权的制度，采取多数决的表决方式，把联合国的执行机构建构成类似国家行政机构那样的政治执行机构。欧盟的经济一体化推进了法律的一体化，并且在人权领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其中最为显著的成就不仅在于通过了《欧洲人权公约》，而且在于欧洲人权法院通过司法活动成功地使这个公约获得了高于成员国主权和国内法的权威地位，并促使各成员国修改了本国的宪法和其他法律。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关于权利和法律的合法性的根基，康德虽然提出自我立法的正确主张，却没有能够找到实现这种主张的民主立法路径，而最终认为"平等的主观行动自由的权利"是作为"绝对命令"的道德所要求的，这种道德属性的"绝对命令"具有优于和高于法律的地位和权威。一般说来，公民对于许多权利的享有和实现都无法超越经济发展的水平。

第二类权利属于公民积极的政治参与权，即共和主义所看重的公共自主权。（3）最后是对追求和平状态的概念达成一致。

如果将立法权交给政治"利维坦"，自由或权利与法律的冲突就不可避免，因为掌权者总是倾向于滥用权力，在权力不受制约的体制下，实在法往往会成为自由的枷锁和权利的桎梏。为此，哈贝马斯按照欧盟一体化的思路思考了世界大同政治共同体的问题。因为自然法理论本身具有虚构的性质，"自然权利"的概念缺乏明确性和确定性。根据这种标准，民族自决权、集体人权以及发展权之类的权利并不是真正的权利，因为它们无法在法律上予以个别化，无法成为法律上可诉求的权利而为个体独立地享有和运用。

哈贝马斯并没有满足这个结论，而是继续追问以下问题：人们所念兹在兹的主观权利源自何处：它们是人生而有之的基本人权，还是一种基于自然法而享有的"自然权利"，抑或是国家实在法所授予的"后天权利"？它们与现代法应是怎样一种关系？是权利决定着法律的内容，还是法律决定着权利的内容？如系前者，如何确定权利的内容和价值？如系后者，如何能够确保实在法与权利相一致？哈贝马斯带着这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权利的概念并不表示一个人的行为对另一个人的愿望或纯粹要求的关系，只表示他的自由行为与别人行为的自由关系。

反过来说，公民只有在确保真正享有个人的主观权利和政治参与权利的前提下，才能通过民主的立法过程来赋予、发展和完善社会保障和生态环境权。借助于基本权利和宪法的价值共识，不同的伦理和生活方式就可以包容其中，并行不悖。

哈贝马斯在重新阐释了主观权利的根基之后，开始探讨客观法的合法性问题。过分看重集体合作的必要性，而忽视了不同个体与群体之间可能存有价值和利益冲突。